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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焰明|身份熔鑄與批評自覺——論李風宇的文學讀評實踐(圖文)

  李風宇,作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《雨花》雜志原主編、文學讀評人,不僅以作家身份活躍于文壇,并持續(xù)從事作品讀評寫作,用一個讀者的眼光品閱現當代文學。李風宇的作品不僅被列入國家圖書出版基金項目,而且有超過五十萬字的作品被翻譯成英文和德文,在海外出版。此外,李風宇還獲得了包括第五屆中華優(yōu)秀出版物獎在內的多項文學獎勵。作為文化世家傳記作者,他于20世紀90年代末即寫作發(fā)表《俞平伯評傳》與后來的《釀酸了的葡萄酒》《唇語者》等一系列讀評作品,在對作家記錄、研究方面建立起自己的厚度與溫度。作為《雨花》等雜志的原主編與書評欄目主持人,在紛繁的文學環(huán)境中保持了一份沉潛。作為讀評人,他以扎實的文本細讀為根基,逐步構建了融合歷史視野與人文關懷的批評體系。這三種身份并非職業(yè)的簡單疊加,而是在數十年文學生涯中相互滋養(yǎng)、彼此成就,共同鑄就了他讀評實踐的底色。系統梳理李風宇的文藝讀評,既是對一位復合型文學工作者業(yè)務記錄的審視,亦是對江蘇文學批評傳統中在場、真誠、務實、深刻等精神的回望。? ? ? ? ? ? ? ?64263c3ae3023d0f9fee96ed62a95a25.jpg

  李風宇讀評實踐的獨特性,首先源于其多重身份所構成的獨特語境。他的讀評并非書齋中抽象理論的演繹,而是作家、編輯、讀評人三重視角相互交融的精神實踐。作為作家,他寫作了數百萬字的傳記、散文與小說,對創(chuàng)作的甘苦有切身體會,這種來自創(chuàng)作一線的經驗,使他的讀評不以凌空裁判自居,而是以同代人的理解進入文本,在語言的縫隙、細節(jié)的處理和節(jié)奏的把握中,辨認作家的精神來路,讀評闡述沒有理論層面的探索,跟隨作品議論的發(fā)散性、文學性是其基本特征。論詩人格風詩作——他以鹽漬般的疼痛感和麥芒般的銳利感來勾勒其詩歌氣質;談王慧騏散文,他肯定了“安靜做最慢的事就好”這一精神姿態(tài)。這樣的理解若無創(chuàng)作經驗恐怕難以抵達。

  作為曾經在《雨花》等雜志、報刊工作過的編輯,他長期置身文學生產的一線。創(chuàng)辦“雨花寫作營”,推動建立“讀者俱樂部”,參與創(chuàng)建興化畢飛宇寫作工作室,主持編輯出版首次“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”??约安邉澟c“魯迅文學院”合作編輯出版首冊“魯院”學員??绕诳霭婀ぷ鳎顾麑ξ膲L氣的流轉與代際審美的變化有敏銳的觀察。編輯的職業(yè)素養(yǎng)賦予他別樣的視野與判斷力:既能掂量單篇作品的得失,也能預判作家的成長潛力。這種現場感使他的批評主動貼著時代的脈搏、作家的呼吸與讀者的期待生長。

  正是作家敏銳的感性體悟、編輯豐富的現場經驗與評論家深刻的理性思辨三者相融合,鑄就了李風宇獨特的批評品格——有立場而不偏執(zhí)。他并非在三重身份間機械地輪流切換,而是在每一次讀評實踐中達成三重視角的有機交匯。這種內在統一的精神實踐,為當代批評擺脫專業(yè)分工日益細化所引發(fā)的身份焦慮,提供了一份來自現場的探索樣本。

  如果說復合身份構成了李風宇讀評的發(fā)生學原點,那么他在數十年讀評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理論內核,則賦予其讀評以穩(wěn)定的骨架。這一讀評的自我認知可概括為三個核心觀念:情感本真、歷史縱深、家族文化闡釋。三者相互支撐,貫穿于他對詩歌、散文、小說、傳記乃至攝影作品的讀評文本。

  情感本真是李風宇讀評的價值原點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提出'情者文之經',強調文學創(chuàng)作應根植于真實情感,摒棄技巧堆砌與概念說教,以情感為靈魂。他認為文學的創(chuàng)作必須根植于'道',追尋自然美與人文美的結合,進一步闡釋了《文心雕龍》中關于文學創(chuàng)作情感運動的分析和'情'本論。在他看來,情感不是作品的裝飾,而是作品的生命本源。一切優(yōu)秀創(chuàng)作,都是作家生命體驗與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。他警惕散文創(chuàng)作中真情稀釋的傾向,反對詩歌寫作中技巧泛濫的現象,批評小說敘事中的虛假造作與情感懸浮,始終將情感真實、生命真誠作為丈量作品的標尺。評殘疾人作家王憶、韋江荷時,他關注文字背后不屈的生命力量;論張永祎散文,他強調以真情經緯編織日常詩性。情感本真,既是他堅守的批評傾向,也是他未曾言明的文學信仰。在解析河南詩人趙克紅以鐵路詩歌構建“鋼鐵鄉(xiāng)愁”這一獨特詩歌現象時,其同理心尤為顯著,在品讀時他與詩人同頻共振,深刻理解工業(yè)意象的抒情轉譯與術語的鄉(xiāng)土化重構,實現了工業(yè)文明與地域文化的詩意交融,贊賞作者運用“時空折疊”手法突破現代性困境,為當代詩歌探索出工業(yè)美學與人文關懷相結合的新路徑。

  如果說情感是讀評的靈魂,那么歷史縱深便是讀評的骨架。他不滿足于即時的審美感受,堅持將作品置于時間長河中反復考量:這部作品在作家的創(chuàng)作序列中占據何種位置,在時代精神圖譜上標記了怎樣的坐標,在文學史的脈絡中能否留下深刻的印記。讀評龔學明詩歌,他捕捉到其歷史學專業(yè)背景賦予詩歌的時間縱深感,提出物象—情感—歷史的轉化路徑,將個人抒情提升至時代記憶的高度;讀評《到震澤去》,他將江南小鎮(zhèn)變遷置于費孝通《小城鎮(zhèn)?大問題》的理論傳統與百年現代化進程的坐標中,揭示微觀樣本背后的宏觀歷史邏輯。正是這種歷史意識的自覺,使李風宇的讀評有別于一般讀后感的即時性與零散性,同時也有別于專業(yè)評論家的系統性、專業(yè)性。

  家族文化闡釋學,是他較具個人標識度的讀評實踐。身為《俞平伯評傳》《花落春仍在》的作者,他將文化世家傳記研究中的思考,凝練為文學批評的方法論,構建了家族成員—時代語境—文學傳承的三維分析模型。他從家族文脈、文人交游、文化傳統中探尋作家的精神來路,以微觀家族史折射宏觀文化變遷,以文化血脈的賡續(xù)解釋創(chuàng)作品格的生成。這一視野,讓他的作品讀評超越了個人—時代的常見框架,增添了文化傳承的深層意蘊,形成了獨特的闡釋優(yōu)勢。他解讀知識分子寫作,能從文本深處辨認出世家遺韻、文脈流響;他評點當代創(chuàng)作,也往往能在個體抒情中打撈出集體記憶與文化基因。

  與清晰的理念自覺相伴,李風宇在數十年讀評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成一體的語言輸出。他通過精微的文本細讀,筑牢批評的根基;借助開放的跨媒介對話,拓展批評的邊界;運用田野式讀評,驗證批評的有效性。面對老一輩文藝評論家、史學專家金實秋的《菰蒲深處說汪老》,則另辟蹊徑,以“左家莊的頭”為敘事原點與批評隱喻,構建了一個關于汪曾祺接受史的生動寓言。作者巧妙地將一次理發(fā)尷尬轉化為理解汪老精神世界的鑰匙——“質樸”與“土氣”恰是抵達生活本真、人情溫熱的審美密碼。以此觀照金實秋《菰蒲深處說汪老》,文章精準提煉出該著“史筆”與“文心”交融的方法論特質:它自覺退居“顯學”邊緣,以鉤沉爬梳的考據功夫,結合同鄉(xiāng)后學的體溫記憶,打撈汪老精神世界的“陶片與瓦當”。這一批評實踐印證了“小處見真”的闡釋路徑——于尋常巷陌、冷僻邊角之處,恰恰蘊藏著最可會心的文學神髓。

  文本細讀是他所有讀評的起點與基石。他堅持批評不能脫離文本空談理論,主張對作品的語詞、意象、節(jié)奏、結構、敘事視角進行精微解析,從具體細節(jié)中提煉觀點、發(fā)現價值。但他的細讀并非學院派的技術性拆解,而是帶著情感體溫與創(chuàng)作理解的審美式細讀。讀評上海作家安諒詩集《向長江每一條支流致敬》,他抓住支流這一核心意象,層層掘進,從地理支流到生命多元,從藝術分流到精神歸向,最終抵達萬種姿態(tài)追尋同一方向的哲學內核;評吉龍生攝影作品,他以文學批評的方法解析光影構圖,將梅花意象與無爭的君子精神相連,稱攝影作品是一首詩,一篇雋永的散文,實現了視覺藝術與語言藝術的深度互文。他的細讀極具具象特質——善于從一句詩、一個意象、一段描寫切入,以小切口實現深挖掘。在讀評柳蔭的《大海和玫瑰》這種解讀方式尤為明顯,詩評全文以新批評“細讀法”剖析柳蔭詩集,揭示其“惠特曼式自我”的雙重鏡像:個體青春與時代精神的辯證統一。通過對“大海-玫瑰-火焰”意象群的哲思化處理,構建出80年代的“詩性檔案”。在形式層面,指認其傳統意境與現代意識的有機融合,以“可讀性”為堅守,對抗先鋒詩的晦澀傾向,最終實現對一代人精神史詩的審美救贖,印證了“詩歌穿越”的接受美學價值。

  與此同時,他的讀評視野不囿于單一文體或媒介,而是以開放的跨域對話不斷拓展闡釋邊界??v向上,他勾連古典文脈,將當代創(chuàng)作置于文學史脈絡中審視,在讀評韋江荷詩歌中的意象時,與唐代韋應物隔空對話,揭示了古典意象現代轉化的可能性;橫向上,他打通文學與攝影、繪畫、哲學、社會學等學科壁壘,運用文學方法解讀視覺藝術,以人文視野觀照商業(yè)敘事,在不同藝術門類的相互映照中,抵達藝術共通的精神本質。評商戰(zhàn)小說《潛伏商圈》,他沒有停留于類型小說的慣常分析,而是引入生存哲學與人性思辨,將商業(yè)敘事提升至人生選擇的倫理高度。在讀評劉香河散文集《五湖八蕩》時,李風宇認為作品是“里下河精神原鄉(xiāng)”的文學呈現,作者通過湖蕩、風物與食事,構建了地域生命經驗的“記憶場域”。其創(chuàng)作與汪曾祺構成精神互文,在“清苦與溫情”的辯證中,將個人鄉(xiāng)愁升華為對人類共有家園的守望。印證劉香河花甲之年的筆名更迭,標志著其創(chuàng)作姿態(tài)從社會敘事回歸生命本真,以“有情之物”完成了對消逝的鄉(xiāng)土秩序與文化傳統的文學存照。對于丁捷詩畫集《時間投下的誘餌》,李風宇并未走進作者設置的“迷宮”,而是品讀出這是一部以“破界”的詩畫實踐,構建存在主義美學迷宮的作品。丁捷的“針管畫”與詩句構成的“線相宇宙”,則是在印證德里達關于“文本之外別無他物”的解構思想:線條如蹤跡般纏繞延伸,詩與畫互為“補充”,在差異與延遲中無限接近那缺席的“詩性”本源。最終,這種在時間誘餌下的掙扎與升華,猶如海德格爾所言的“詩意的棲居”,是此在以藝術之名為短暫存在爭得的永恒救贖。

  而真正賦予李風宇讀評獨特質感的,是他憑借數十年編輯實踐與文學活動組織經驗所形成的田野式批評,始終扎根于文學現場:主持“雨花寫作營”時,他與青年作家面對面改稿、研討、交流,其批評基于對作家創(chuàng)作動機、修改歷程及生命經驗的全面洞察;推動“雨花讀者俱樂部”建設,則使他力求把握普通讀者的閱讀期待與審美反饋,其讀評既有一定學術高度,又具備大眾可讀性。這種文本、作家、讀者三角互證的批評模式,促進了理論與實踐、創(chuàng)作與批評、精英與大眾之間的良性互動。批評不再是對作品的單向解讀,而是文學生產與接受循環(huán)中不可或缺的紐帶。尤為可貴的是,李風宇的許多評論以隨筆形式呈現,被稱為“隨筆體”評論,讀來輕松耐看,使專業(yè)的文學批評走出書齋,為更多普通讀者所接受。在品評經盛鴻教授的《南京淪陷八年史》的讀評文章開頭就以個人交往為引,實則揭示了《南京淪陷八年史》如何通過“文本的歷史”與“歷史的文本”雙重構建,打破宏大敘事壟斷。經盛鴻教授在其著作《南京淪陷八年史》中,利用豐富的史料和明確的觀點,從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、新聞、社會控制以及日軍推行的種種殖民政策等多方面,全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地區(qū)的罪惡活動。這種多元史料和邊緣視角(市民日常、微觀抵抗)的運用,重構了淪陷記憶,超越了“大屠殺六周”單一創(chuàng)傷敘事,彰顯了抵抗虛無、燭照未來的知識分子使命與人文關懷。

  在話語形態(tài)上,李風宇的文藝批評呈現出理性思辨與詩性表達相融合的風格。這份風格的形成,與其文學視野和大量閱讀密不可分,也使其文字兼具凝練特質:斷句考究,即便融入自創(chuàng)新詞,也能精準傳遞表達意圖。

  他的表達溫潤而不綿軟,銳利而不刻薄,從容中有力量。其銳利,在于觀點鮮明、判斷精準——他從不以模棱兩可的語匯敷衍作品,也極少使用西方理論術語包裝淺見,而是以樸素準確的漢語直抵問題核心。如評《潛伏商圈》提煉的十四個字,凝練如箴言,流傳于作家圈與讀者層。其溫潤,在于表達始終帶著對創(chuàng)作者的理解與尊重,善于以比喻、通感將抽象判斷化為具象體驗。如以“如玉珠墜入銀盤”形容詩歌語言的簡潔張力,“以鳥兒雖小,玩轉的卻是天空”概括散文以小見大的美學特質,形象貼切。而更多隨筆式的評論表達,則讓讀者在輕松的閱讀中感受文學批評的魅力。讀評王振羽的《陳三立傳》以“大歷史觀”為理論支點,剖析了作者的書寫策略,認為這部傳記“以文學為體、史學為用”,將陳三立的個體命運嵌入1853至1937年的歷史洪流,通過“家國同構”的敘事邏輯,揭示了近代知識分子在“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中的精神困境與價值抉擇。特別指出,作者不僅深入挖掘史料,更通過“詩史互證”的方法,生動地重構了陳三立從積極參與維新變法的干將到自號“神州袖手人”的轉變。陳三立的“袖手”并非出于消極避世,而是對腐敗政治的堅決疏離和對文化操守的堅守,這與馬克斯·韋伯所提出的“責任倫理”理念不謀而合,強調了政治家對其行動后果的自覺意識和無限擔當的責任。此傳因而超越個體紀傳,成為一部以人物勾連時代的思想史文本,完成了對傳統文脈與文化魂魄的深情打撈。

  這種話語風格的背后,是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價值堅守——始終以文學是人學的人文立場,以現實關懷與精神獨立的統一為批評尺度。他強調文學需扎根生活、貼近實際,反對脫離現實的懸浮寫作與虛假敘事,高度肯定記錄時代變遷、關懷普通人命運的創(chuàng)作。讀評駱圣宏紀實文學《三十九度人》時他提出:“文學,既可以是高雅的,也可以是如宮廷黃鐘大呂般莊重的,但對于大眾而言,清角之操豈如孤犢之鳴親切?文學自云端步入凡塵,貼近日常平民生活,乃促進文學持續(xù)繁榮之時代使命,接地氣是萬物生長的根基,文學百花園又豈能例外?!彼瑫r捍衛(wèi)文學的精神獨立性,反對功利化、市場化對文學的侵蝕,推崇“安靜做最慢的事就好”創(chuàng)作姿態(tài),推崇在喧囂浪潮中保持內心清醒與精神自由的普通寫作者。

  對文學閱讀,他是讀評人——以通俗曉暢、深入淺出的評論語言,以散文、隨筆式的輕松表達形式,求得在作品與讀者之間架起理解之橋。對江蘇文學批評傳統,他是繼承者,也是探索者。他承續(xù)江蘇批評重學理、重現場、重人文的精神文脈,又憑借復合身份與跨界視野為這一傳統注入新的時代內涵,以個人讀評實踐表明:地方批評家完全能夠構建獨特的解碼作品的話語體系。在專業(yè)分工日益細化、學科壁壘日益森嚴的當代語境中,李風宇以創(chuàng)作—編輯—讀評三位一體、互通共生的實踐路徑,向文學界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:文學并非割裂的孤島,而是相互滋養(yǎng)、彼此成就的整體,這需要跨界對話的勇氣與視野。

  李風宇的文藝讀評實踐,是一場持續(xù)數十年的堅守與耕耘,其讀評的作品內容較寬泛,地域眾多,除江蘇作家的作品外還有甘肅、湖北、河南、北京、安徽等近十個省份的作家創(chuàng)作的各類文學藝術作品,且基本都是用短篇幅隨筆形式呈現,可以肯定地說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評論。他以三重身份熔鑄批評立場,以多樣的呈現形式拉近與讀者的距離。他的讀評不是冰冷的理論解剖,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外在判讀,而是內在于文學生產與接受全過程的積極建構。李風宇認為,鑒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七十年的曲折歷程和歷史轉型的影響,現當代文學的真正評價可能需要一個世紀的時間,屆時能夠經受時間考驗的作品或許所剩無幾。這一問,既是他對文學史命運的沉思,亦是他對自身讀評實踐所投下的深沉注腳。

  (作者系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、二級調研員、書評欄目特邀評論員,著有評論文章多篇,編輯的文學期刊作品被多家選刊選載)

  【附:李風宇簡介】文學讀評人、書評欄目主持人、文學創(chuàng)作一級、曾任《雨花》《石頭城》雜志主編。著有《俞平伯評傳》《孫中山》《神石》等作品,被列入國家圖書出版基金項目;作品入選中國作家協會2001年度報告文學排行榜,小說入選《小說選刊》,散文入選《新華文摘》《海外文摘》《散文選刊》《報刊文摘》等選刊;有50余萬字作品被譯為英、德文字在海外出版。曾獲“1993-2003江蘇10年報告文學獎”、第五屆中華優(yōu)秀出版物獎、第五屆“紫金山”文學獎、河南省優(yōu)秀圖書一等獎、江蘇省“五個一工程”獎(兩次)、南京市“五個一工程”獎(兩次)、江蘇省第一屆優(yōu)秀版權作品獎等多項獎勵;榮獲“江蘇省第三屆全省優(yōu)秀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者”稱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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