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到唐伯虎，人們總會想到一個才華橫溢、風流倜儻的江南才子形象，讀到“別人笑我忒瘋癲，我笑他人看不穿”的佳句，還會與電影《唐伯虎點秋香》聯(lián)系一處。然而，歷史上的唐伯虎果真如此灑脫不羈嗎?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開年新書《唐伯虎傳》全景式展現(xiàn)了唐伯虎的一生，尤其是不為人知的一面。

　　這是作者、藝術史學者孫煒集10年研究積淀的研究成果，在他筆下，唐伯虎少年得志，卻連遭四位親人離世的打擊，悲痛中科考奪冠卻因舞弊案前程盡毀，緊接著又遭遇婚姻失敗。人到中年作《桃花庵歌》，字里行間盡是歷經(jīng)滄桑的悲涼與看破紅塵的感慨。若不深入了解，人們很難將他外表的風流與父母早亡、喪妻喪侄、繼室反目、理想幻滅、賣畫謀生、落拓不羈、悲情離世的苦難人生勾連起來。雖然如此，接受記者專訪時，孫煒卻不認同唐伯虎是現(xiàn)實中的悲劇人物，更為他的逆襲人生贊嘆，“因為他戰(zhàn)勝了苦難，從毀滅中重生了，最終享受了屬于自己的快樂人生，悲劇只不過是成功人士的墊腳石?！?/p>

　　轉(zhuǎn)換賽道，逆襲人生

　　記者：唐伯虎進入普通人的視野，往往是以喜劇面貌出現(xiàn)的，可在您的書封推薦語中，卻提到“以血為墨、在毀滅中重生”，似乎更像一個悲劇性的人物，經(jīng)您研究，真實的唐伯虎是怎樣的?

　　孫煒：喜劇面貌出現(xiàn)的唐伯虎，那是后世文學與影視作品的塑造，符合了作為消費者的古今讀者、觀眾為快樂買單的愿望，但這與真實的歷史無關。

　　歷史上的唐伯虎確是個大才子，可是命運捉弄了他：唐伯虎年輕時不僅承受了接二連三痛失親人的喪亂之痛，夫妻反目，更大的絕望在于遭遇會試的冤獄，這對于明代讀書人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。痛定思痛，他明智地轉(zhuǎn)換了一條生活賽道，逆襲了人生。

　　記者：無論電影《三笑》還是《唐伯虎點秋香》都格外關注唐伯虎的情感生活，那么秋香是否有原型?唐寅的真實情感生活又是怎樣的?有哪幾段情感讓唐寅刻骨銘心?

　　孫煒：唐伯虎寫過一首詩《秋香》，但跟《唐伯虎點秋香》里的秋香，沒有關系。所謂“三笑留情”故事，全是東拼西湊的演繹。唐伯虎有三段婚姻，第一段是與門當戶對的原配徐氏生活。他才19歲，可他不懂珍惜，沒兩年徐氏就去世了。第二段婚姻最痛苦，過程雞飛狗跳，結果一地雞毛。第三段婚姻才是他的最愛。沈九娘青樓出身，她很能體會什么才是世間真愛，而唐伯虎飽受人生坎坷與冷暖，他倆可謂惺惺相惜，抱團取暖——我雖然沒有過這種人生體驗，但在寫作時能夠感受到這種人生愜意。

　　師承名家，詩書畫三絕

　　記者：唐伯虎號稱詩畫雙絕，其詩廣為流傳者非《桃花庵歌》莫屬，這首詩的背景是什么?當時的唐伯虎為何能寫出這樣一首詩?唐伯虎詩的特色是什么?

　　孫煒：唐伯虎不僅詩畫雙絕，他的書法特點主要來源于李邕和趙孟頫，也是一代名家，所以他堪稱一座詩書畫三絕的藝術名山。廣為流傳的《桃花庵歌》應該是在弘治十八年(1505年)三月寫的，唐伯虎是年36歲。這個時候他已經(jīng)擺脫了會試冤獄的心理陰影，成為一名成功的職業(yè)畫家，收入頗豐，并且營造了自己的新居桃花塢，心情非常舒暢。他的詩歌主要有三大特點：第一，用詞淺顯，意境清新，像民歌一樣好聽，畫面感很強；第二是直抒胸臆，跟他的性格很像，不賣弄，不裝；第三就是灑脫不羈，敢于真實顯露內(nèi)心奔放的自由。尤其是他晚年的絕筆詩，其中“只當漂流在異鄉(xiāng)”一句體現(xiàn)了他豪邁的生死觀，幾百年來不知感動了多少代人!

　　記者：唐寅繪畫的藝術特色是什么?以藏家眼光看來，唐寅的畫精妙在何處?

　　孫煒：作為明中期吳門四大家之一，唐伯虎無論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樣樣精能，相對來說，他的山水和人物畫更出色。唐伯虎的畫浸潤了他兩位老師的藝術滋養(yǎng)，其一是繼承了元代文人畫特點的沈周，唐伯虎一生對沈周執(zhí)弟子禮，可以說是畢恭畢敬；另一位是周臣，唐伯虎是他的入室弟子，周臣的畫，典型地繼承了南宋院派的特點，比如斧劈皴等。唐伯虎好像是這兩棵大樹間生長出來的新枝，如果能懂得一點中國畫理的話，就能看出唐伯虎的畫，似乎筆筆有來路，這或許就是唐伯虎作品的特色，也是他的精妙之處。

　　江南繁華，給書畫“造假”土壤

　　記者：有學者提到您在書中寫唐寅曾參與到其師弟孫育系統(tǒng)“造假”的行為中，可否介紹?

　　孫煒：關于唐伯虎是否參與孫育系統(tǒng)繪畫“造假”的問題，最直接的證據(jù)來源于明人李詡《戒庵老人漫筆》里的記錄，說孫育家有一個厚厚的賬本，里面記錄的全是唐伯虎的作品，而且封面上寫著“利市”。利市這個詞，最早來源于《易經(jīng)》，是指買賣所得的利潤，應理解為可去市場上銷售的商品。可是，唐伯虎當時賣畫市場非常好，身邊有許多知名書畫掮客在替他賣畫，按照唐伯虎創(chuàng)作的節(jié)奏，他絕對不可能攢下這么多畫去供家住丹陽的師弟孫育來銷售。

　　再來看當時的書畫市場，造假風氣很重，大家對這種事并不太反感。同時代著名文人王鏊就說過，沈周見“販夫牧豎”拿著自己的“贗作求題以售，亦樂然應之”。文徵明的弟子朱朗，差不多是公開銷售自己仿造老師的假畫……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背景。再加上，孫育本人的書畫能力、他家庭的收藏情況，以及唐伯虎親自上門來哭窮、要錢等，所以我在書里明確提出了孫育為唐伯虎代筆、造假的合理性推測。

　　我國書畫鑒定專家曾對全國博物館內(nèi)的收藏進行過巡視，發(fā)現(xiàn)了很多所謂唐伯虎的作品，畫是假的，但題跋是唐伯虎的真跡，這就很能說明這一現(xiàn)象的存在。當然，孤證還不足以定論。我期待著能夠?qū)ふ液桶l(fā)現(xiàn)更多的證據(jù)。

　　記者：唐伯虎“造假”，有怎樣的時代背景?

　　孫煒：唐伯虎人生之所以能成功轉(zhuǎn)型為職業(yè)畫家，時代浪潮的推助功不可沒。我認為，正是“弘治中興”，才將吳門四大家推舉了出來。這是自宋代以來，中國歷史上第二次藝術收藏高峰期的初始階段，至明末結束。因為任何藝術收藏活動的本質(zhì)在于經(jīng)濟基礎，這也符合了民間關于“盛世興收藏”的說法。

　　以蘇州府為代表的江南四府經(jīng)濟繁榮景象，以唐伯虎的詩歌為例，他在《閶門即事》中寫道：“世間樂土是吳中，中有閶門更擅雄。翠袖三千樓上下，黃金百萬水西東……”這種繁華景象可以像電影一般在我們的腦海里播放。這個時期，除了吳門四大家之外，更有以吳寬、王鏊、文林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文人，營造出包容與寬松的文化氛圍，從而推動文化與書畫創(chuàng)作的繁榮。

　　受訪者小傳：孫煒，江蘇常州人，藝術收藏史學者、作家、資深媒體人，曾任《人民政協(xié)報》主編。作品有《董其昌傳》《拍賣場》等。